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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信诈骗，让人深恶痛绝。骗子屡屡得逞，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个人信息的泄露。犯罪分子把受害人的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、分析得明明白白，利用信息的不对称，站在绝对优势地位上，句句说在你心坎里，处处牵着你鼻子走，难怪清华的教授都会上当。可问题是，这些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？近日，在公安部督办下，全国25地警方统一行动破获了一起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大案，200多名犯罪嫌疑人落网，层层黑幕也随之被揭开。
20—50元一条，个人机票信息明码标价，可以随意买卖。张某是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——也就是通常简称的中航信的机票代理商，中航信是民航集团旗下的信息系统，可以说是航班信息的总后台。而作为中航信的代理商，张某有机会接触到航班信息。
中航信系统的软件是一套开放的软件，任何人都可以下载。下载安装之后，只要有登录账号就可以访问中航信的数据库。中航信通常只会发给经销商一个账号，但是，经销商可以通过某种软件分出若干个登录账号。
登录账号是航班信息的通行证，对于犯罪分子来说，有了这些小号就等于拿到了打开航班信息库的钥匙，也就可以获取旅客的航班信息。获取这些信息又有什么用呢？
白岩松在2015年11月26日《新闻1+1》节目里，讲述了自己出差时的一次“改签”遭遇，在他收到的改签短信中，对方对他的航班情况了如指掌，姓名正确、航班号正确，信息非常准确，他也由此对对方产生了信任。所幸，凭着丰富的社会经验，在最后一刻，发现对方口音不对，白岩松没有上当。
如果当时没有发现电话的漏洞，白岩松损失的将不仅仅是改签费，购买机票时所用银行卡中的钱财也可能会被转走。
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由于航班信息泄露，诈骗分子通过确切的航班信息精准实行诈骗，而相关系统做好防护，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信息。
监守自盗，内部人员泄露公民信息，这样的案例不仅发生在民航业，在通信、银行等行业，也有着类似的现象。
犯罪嫌疑人张某，在买卖个人信息黑市中是一名非常有名的信息贩子。沈阳市刑侦局11.11专案办案组民警孟庆辉介绍：“（张某）在他们所谓的业内，非常有名气，一提他从事这种信息买卖的基本上都了解他，都知道他神通广大，（都知道他手里面的信息是真的，诈骗成功率非常高）成功率非常高。”
手机的移动定位信息，是手机通讯运营商才掌握的信息，而张某能够获得这些信息，也与他的上家密不可分。张某说：“我的上家，他们可以查，查这个手机号的位置，移动和联通、电信的有的时候可以，有的时候不可以。”
由于可以获得准确的手机定位信息，张某有很多老“客户”，从事非法侦探和非法讨债业务的夏某就是其中之一。
据介绍，上家每一次给的手机定位信息并非是确切的地理位置，而是关于手机基站的一组编码。犯罪嫌疑人夏某说：“出来的都是基站码，通过这个信息可以准确地，可以找到给这个手机服务的基站。”
基站是运营商与手机进行信号交流的平台，知道了基站的位置，也就知道了手机的大概位置。而个人定位信息一旦泄露，将极大地威胁人身安全。
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专家邓小龙表示：“如果说持续收集你地址信息有一周的话，就可以很清楚地找出你的家庭位置，你的办公室的位置，包括你每天上班的路线，以及你所要去的地方。这些信息如果说再做一些深入的分析的话，是可以得出很有用的价值的。”
个人信息的泄露会给公民造成各种各样的潜在隐患，银行里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，就会危害公民财产安全。在这次专案中，公安部也抓捕了泄露银行账户信息的犯罪嫌疑人。
犯罪嫌疑人徐某曾是江西赣州农业银行的员工，在黑市中他专门出售客户银行账户信息。徐某将客户信息以每条60到90元的价格出售，但他并没有想到，自己几十元的一己私利可能给客户带来数万元的损失。
前不久，吴先生收到银行发来的一条短信，吴先生一看，当时就懵了，卡里的5万多元，只剩下300来元了。
60岁的吴先生平常就不太会用智能手机，所以手机中没有网银、支付宝等客户端，而银行卡也一直在他自己身上，密码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谁曾想，这些信息却被别人摸得一清二楚。
爆料人老徐说：“像老吴这种信息在黑市里很容易搞到，我用5分钟就能搞到1000个这种信息，包括卡主的姓名、卡号、身份证、电话号码，还有他的银行密码。”
在提供给记者的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中，记录了1000多条银行卡信息，每条信息都有卡主的姓名、银行卡号、身份证号、银行预留手机号码以及银行密码，经记者验证，其中大部分信息准确无误。
实际上，银行的日常操作都有一定的规律，如果能够从机制上堵住漏洞，也能够防范银行员工泄露客户信息。
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薛虹表示：“疏于管理它的工作人员，就是它的规章制度不健全，工作人员能够随便下载成千上万人的银行卡数据，那就是它管理的问题了。对于个人信息管理，要求所有这些机构，就是在收集储存处理数据这些机构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，相应的技术能力和系统来加以保护的。”
公民信息一旦泄露，就在黑市中被贩卖。警方发现犯罪分子获取的公民信息数量之多、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预想，一些只有警方能够查到的涉及到公民隐私的敏感信息，在黑市中竟然也能轻松买到。孟庆辉介绍：“公民的开房记录、航班记录、包括涉及到电信部门的手机定位……公安可以掌握这些信息，也可以查到这些信息，但我们需要多个部门合作，多警种合作，但一个人利用互联网平台，他把这些信息都能掌握，令我们很吃惊。”
沈阳警方抽调了200多名警力投入到专案侦办中，锁定了国内9个规模较大的买卖公民信息的犯罪集团。
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沈阳警方终于摸清了这9个犯罪集团的组织结构，并锁定了200多名犯罪嫌疑人。2016年5月，公安部在沈阳召开专案部署会。5月19日22时，全国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行动。随着公安部一声令下，全国25地警方统一行动，一举摧毁了这9个全国性的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集团，20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。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持续多发高发，诱发电信诈骗、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，专案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，而要更好地保护公民信息安全，还需要相关部门完善立法、加强监管。
薛虹认为：“我们从填补法律空白、弥补法律漏洞的角度来讲，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实需要出台。因为现在对个人信息保护不是没有法，而是出现了碎片化的状况，各个行业、部门、部委都出自己的规章，法律依据也不太好找，所有的这些信息收集者、保管者、处理者，至少这三类人都应该被管起来，而且应该有非常明确的义务和责任。”
公民个人信息，是公民享有各项权益、参与社会活动的依据和凭证，既需要有效保护，又需要有效使用。在使用和保护之间，离不开一道安全屏障。这就是掌握公民信息的机构、企业、个人的责任与担当，否则，合法收集公民信息的平台就会成为非法泄露公民信息的渠道。一旦合法与非法混淆起来，全社会的信任就会荡然无存、秩序就会动摇。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，大漏洞容易造成大危害，大企业更要承担大责任。国家机关也要建立制度、明确规范。说白了，要维护底线，首先就要把底线划得更清楚，无论机构还是个人，谁触碰了谁就必须付出代价。
